石彦伟 | 独龙民族“拔节抽叶”的寓言 ——评马瑞翎长篇小说《独龙江上的小学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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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独龙江上的小学》，马瑞翎著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，2020

作者：石彦伟

作者单位：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

如何文学化地书写独龙族？在遇到马瑞翎的《独龙江上的小学》之前，这是个颇具难度的提问。这个生活在独龙江流域人口不足一万的边地民族，长期陌生于公众视界，无论是本民族的自我表述还是他者言说，都显得极为稀缺。哪怕仅仅基于这一个原因，这部长篇小说的书写已经与生俱来地携带着令人敬重的气场。然而，有意思的错位是，完成这一表述的恰是一位回族作家，在其本能地更易洞知云南少数民族心灵秘史的同时，其实在对文明的理解上也存在距离较大的差异。马瑞翎对这一难度的攻克，正是这部小说超越了儿童文学、少数民族文学、边地文学等常见定位的奇制之处。

1
“被研究者的方式”

令我惊讶的是，在这部小说中，马瑞翎几乎根除了一个文明外部世界的“代言者”所惯见的局蹐，举凡带有风俗猎奇式的描写都被她决绝抛弃，好像这是她与独龙江人民的一个契约：若书写你们，我就一定要用你们的方式，和你们在一起。

看似简单的一句话，殊不知难倒了古今中外多少“他者”。局外者眼中新奇有趣的部分，于本民族人民而言很可能是司空见惯的，甚至是不屑、不喜、不愿的表达。作者对这种分寸与界限的在意，是鲜明的。比如，对于大众而言，提起独龙族来，文面女可谓最具神秘色彩的热度元素，但在本书中，相关描述仅有一句，便节制地不再打开。我相信，在怒江谷地有着长期田野经验的马瑞翎不是不知写什么、怎么写会更抢眼，但她骨子里的立场，使她的书写对象本能地集中在了更为“普通”、更为下沉，由此也更为艰巨的“日常”世界，将对土地民众的敬意持续到了最后一行。读此书，就像是跟随作者走进独龙江峡谷的山寨，和小主人公阿鼎一家人一道，过起了最慢的日子，沉实、安详而自洽。

与戏剧冲突的叙事技巧相比，让那些散落在生活细部的碎片重现光泽，无疑更能考验作家的真诚质地。理发师用松明在人脑袋上点火；爬树前先在脚上涂树脂；在麻绳上打结做账本；给生病的牛灌酒治疗；把老柚木溜梆找出来，给滑轮上油；“过溜索”的驴子吓出了尿，而羊“顶多只是咩咩叫”，“人变成了一只鸟”……看似不动声色的一笔笔，实则都是不可复制的在场经验的萃取，确证着作者身为都市女性知识分子的民众底色。不说别的，仅言“妈妈扒拉着柴，用竹钳把几个芋头从火塘里夹出来”这最简易的一句，如若不是与山寨民众长期融为一体，是否会把钳子精准地形容为“竹钳”，而非木钳、铁钳？有写作实践的读者尽可感知，要写准一个词语，不知要付出几多观察与知识储备。恰恰是这些密布于文本、不大那么惹眼的民生细节，使独龙族人民的真实生态得以纪实化地存证，挽留下一个民族在时代变迁前夕的表情与温度。

这部小说的妙趣不在张扬，却体贴在情味深处。耐人品咂的一个细节是，两个外地人站在溜索前为孩子拍照，他们看到孩子穿得单薄，基于好心，摇首发出“真可怜”的喟叹。但其实，当地民众并未觉得如此，“我们的麻布大短裤和褂子，还有夹趾拖鞋，穿起来可方便、可凉快了！”这就是来自文明外部与内部的差异。作者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在地体验，站在离民众和生活最近的距离，回应了我开篇提出的诘问。

2
民族志的记录者与自然主义者

意义才刚展开。与日常生活、民俗图景相比，马瑞翎显然更着力探寻的是独龙人与众不同的生命意识：他们如何看待鬼神、自然、生与死，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，如何看待自我与社群。这是本书超越了那些止步于叙事本身的普通儿童题材，而具备了民族志价值的不赏之功。“树是神仙的头发”“谁都不可以随便动神仙的毛发”，即便仅是烧掉一些干草枯枝，阿鼎父亲也要在岩石上供奉两个荞面饼子，恭恭敬敬地“请神仙来吃饭”，于是有了书中那段声动梁尘的“生命宣言”：

“现在，请所有的蚂蚁、蚱蜢，

所有的小虫虫们，

会飞的请飞走，

会跳的请跳开，

会爬的请爬走，

我要放火烧地了，

我不得不烧……”

在独龙族人的伦理思想中，对自然最根本的道德态度就是通过自然崇拜、祭拜鬼神的方式规范人们在从事生产生活活动时对自然界的行为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，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利弊关系。[1]“万物有灵”天人观念的浸润，使他们看待山川草木心存敬畏，多了几分柔软与悲悯。他们认为人的生存与进化，绝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，为什么在小说中的独龙人看来，学校里开着小白花的操场就是桌子，担当力卡山就是围墙，这是“世界上最大、最美的餐厅”；老师用独龙语宣布的“校规”，不是什么“不许迟到”，而是“不准爬树”“不准捅马蜂窝”“不许捡人家树上掉下来的核桃”……这残留着原始气息的规约，尽管在今天看来显得迟滞而陌生，但它们确实曾经真实地存在于独龙江畔，曾经留下人类与自然和睦共存的影像定格。

马瑞翎应该是一个本能的自然主义者。但凡写到自然，她就和她笔下的阿鼎一样飞身上了溜索，一切都变得恣意洒脱，毫无阻遏。她流连于常人忽略的风景，一眼就可以洞穿动植物的奥秘，赋予自然万物以人性韵味：比如，写树木把树冠搭在一块儿，“就像好朋友互相搭着肩膀那样”；“藿麻草的叶子像是用绿纸剪出来的小心脏”；阿鼎认识几千种叶子，“就连叶子落在地上快要变成肥料的时候”也认得出；写上学时间，并非以日期为界，而是说“玉米棒子黄了的时候”；写雪地上动物的脚印，“就像写在白纸上的字一样”，那是“动物写给人的信”；破坏庄稼的山鼠、獾、野猪，“只会认为自己是来做客的”。再比如，当阿鼎为没能得到玩具小马而哭闹时，他的父亲会说：“可是你有一整座山的东西。”

或许可以断定，马瑞翎的叙事抱负，远不止于儿童上学这一表面线索，而是伸向了天地万类的生存伦理，探求人与自然的和解共融。她赋予造化以尊严，写出了山民孩童独一无二的富有感。她的小说颇似英国近代自然主义文学的肇始形态：不单具有诗情画意，也兼具批判世俗的功能。通过人与自然的生存关系来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危机，通过回归自然来引发对自身修养和生活方式的思考。[2]

我还注意到一个情节，是说阿鼎问起三个哥哥去了哪里时，父亲回答说：“他们到祖先那里去了。”不消说，这与独龙族认为人和动物有两个灵魂：“卜拉”（生魂）和“阿细”（亡魂）的生死观念有关。他们以“彼岸世界”看待生命的终极价值，因此父亲认为，死去的三个儿子生活的地方很好，“玉米棒子像牛角一样粗，骨髓像马尾巴一样长长地垂下来……日子好过得让人不知道太阳落山了”。

在中华主流文化传统中，对死亡的谈论多存禁忌，但阿鼎父亲和孩子谈论起死亡来却是轻描淡写，坦言“我们迟早也要到那儿去的”。甚至写到此处作者还不过瘾，仍以儿童视角再补上一笔：“阿鼎现在就想到那儿去，但是爸爸并不同意带阿鼎去那儿。”这一笔其实相当重要，因为独特的生命意识是少数民族文化中普遍集藏的养分，也是区别于主流价值的文化多样性之体现。阿鼎与父亲不经意的一问一答间，实则隐现着多元文化观的本质。

3
古老民族的现代性寓言

阿鼎短短一学期的上学记，看似闲淡不惊，却浓缩着“山乡巨变”的时代节奏，显示了一个民族文化复兴、“拔节抽叶”的梦想与决心。

从故事一开篇“骨科医生”意象的出现，就埋下一个隐喻，像是民族骨骼中的传统机能重新被激活前的踌躇与准备，那把在孩子头上“噌噌”刮过的镰刀，终有一天会变成老师手中的推子。一如从未溜过索的阿鼎，很快就可以独自飞越天堑；从未讲过汉语的孩子们，艰难地喊出第一声“到”。不光是孩子，那个恐惧坐车、总把祖先带在嘴边、喜欢用老手艺自制竹木家具的父亲，还有害怕上医院因而痛失孩子的母亲，也终有一天不必再溜索，而是走上新修的江桥。马瑞翎替一个古老民族写下了一个现代性的寓言，在新与旧迎头相碰的路口，思索冲突与和解的永恒命题。

与我们一样，作者当然在为阿鼎们永远不必再溜索上学而宽慰不已，但更为可贵的是，那些急遽消逝的乡愁记忆，同样也没有被随手丢进历史的尘埃，而是像那根溜索拆掉以后再无用武之地的老溜梆一样，被阿鼎父亲珍惜地“挂在墙上”。

或许走桥去上学的阿鼎们长大后，有一位也成为作家，他会重新取下这根老溜梆，重述这段往者不可追的童年风景。而那可能是比本书出版更让马瑞翎宽慰的一刻。

注释

[1]李洁超，熊坤新.独龙族伦理思想散论[J].黑龙江民族丛刊，2015（3）.

[2]郑赟.英国自然主义文学研究在中国[J].长春大学学报，2020（5）.

原刊于《中国图书评论》2020年09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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